技术话语与工人的自主性人机对抗的合法性消汽车轴承

技术话语与工人的自主性：人机对抗的合法性消解

内容提要：尽管 机器换人 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但鲜有工人对 机器换人 进行抵制。文章针对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实证调查发现， 机器换人 之所以未能引发 卢德运动 的原因在于国家、企业与工人三方合力作用的结果。国家对技术即进步的话语塑造，让技术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政治合法性，消解了工人对抗机器的道德合法性。企业普遍面临劳动力短缺， 机器换人 对工人的替代性有限，且通过柔性管理策略，以及转岗、保留岗位等方式悄悄地完成了机器换人。作为行动主体的工人，一方面认同国家技术即进步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由于自身的流动性、就业选择的多样性增加等对 机器换人 产生的后果持乐观态度。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消解了工人抗争的社会经济基础。

关 键 词： 机器换人 /劳动关系/抵制/人工智能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技术赋权与互联时代的劳动关系转型研究 (18BSH07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邓智平，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现代化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社会学博士（广州 510618）。

一、 机器换人 会引发工人的抵制吗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大力推进 机器换人 ，许多传统制造企业开始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升级，地方党委政府也纷纷出台政策对企业 机器换人 进行支持。2012年浙江省提出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推进 机器换人 。2014年1月，广东省东莞市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扶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 资助企业推行 机器换人 ，2014年8月又发布《东莞市 机器换人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国制造2025》的出台，更是将 机器换人 和智能制造推向了高潮。2016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年)》，提出到2020年形成较为完善的机器人产业体系。2013年起，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2014年销量达到5.7万台，同比增长56％，占全球销量的1/4，但目前我国制造业机器人密度仍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15年我国每万名工人使用工业机器人数量为36，全球为66[1]。可以预见，未来随着国内工业机器人需求量的增加以及国产品牌的崛起，工业机器人的发展还将加速[2]。

机器换人 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制造业工人下岗失业或转岗换岗。如浙江省自2013年起在4年多时间里，已累计减少普通劳动工人近200万人[3]。2014年9月至2015年12月，广东省东莞市制造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累计申报 机器换人 专项资金项目共1262个，总投资达103.84亿元，估算可减少用工71253人[4]。另据中国企业 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报告()显示：广东制造业企业的就业人数，在2013年至2014年间下降了2.2％，2014年至2015年间下降了6.3％；湖北制造业企业的就业人数，在2014年至2015年间下降了3.3％。2014年至2015年，广东就业下降企业占比为52％，湖北为45％[5]。从全国来看，我国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在2012年达到2.3241亿人的峰值后开始逐年减少，2017年减少到2.1824亿人，2017年比2012年减少1417万人。不仅如此，其下降速度还呈现越来越快的趋势[6]。

众所周知，在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由于机器生产对手工劳动的替代，导致大批手工业者破产、工人失业和工资下跌，当时工人把机器视为失业和贫困的根源，于是大肆捣毁机器，并以此作为发泄不满、反对企业主、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的手段，这就是著名的 卢德运动 。 卢德运动 于1811年在诺丁汉形成高潮，并迅速向整个英格兰蔓延，许多工厂和机器被破坏，英国政府被迫出动军警对付工人，并在1813年专门颁布《捣毁机器惩治法》，规定可用死刑惩治破坏机器的工人，由此可见工人对 机器换人 的抵制之强烈。

机器换人 曾经引发了劳动关系领域的深刻变革，但有趣的是，当今中国的 机器换人 似乎并没有引发与当年英国类似的 卢德运动 。在大量的宣传报道和学术研究中，更多的是对产业转型升级和智能化制造的欢呼，以及企业推进 机器换人 的原因、困难和成效等的描述，鲜有关于工人对 机器换人 抵制的内容④。这个问题引起了笔者的研究兴趣，这也是本文拟研究的问题，即中国的 机器换人 为什么没有引发工人大规模的抵制？或者说 机器换人 就一定会引发工人的大规模抵制吗？笔者尝试利用调查资料，从国家、企业和工人三方视角来分析工人对 机器换人 的态度。

二、技术变革中的人机对抗

(一)技术变迁与劳动关系

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对劳动关系产生巨大冲击，并引发学界的广泛讨论。在工业革命早期，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随着机器大工业对传统手工业的替代，工人逐渐沦为机器的附庸，机器的使用使得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和监督更加充分，从而加剧了工人与机器关系的恶化[7]，并导致了如 卢德运动 等工人抵制机器的事件发生。此后，布雷弗曼指出，以泰勒制为代表的流水线生产导致 概念与执行 的分离，工人被去技能化而变成 纯粹的机械工作的人 [8]。爱德华兹认为，在技术革命背景下，虽然资本对工人的控制策略已经从简单的直接控制转变为更加复杂的技术性控制，但工人也不是被动接受劳动控制，工作场所中其实充满了竞争和斗争[9]。布若威则强调不可忽视工人的主体性，他通过分析 赶工游戏 、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国家等机制，证明了劳动过程中工人的 同意 是如何产生的。并认为工人自发的同意与资本的强制共同塑造了生产行为， 同意的组织对诱发劳动者在将劳动力转化为劳动的过程中具有合作意愿是必需的 [10]。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互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加速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基于现实的失业问题以及对技术快速发展的恐惧，一批西方知识分子开始抛弃技术乐观主义的态度，重新审视技术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产生了以批评和反抗技术为主要特点的社会思潮，即 新卢德运动 或 新卢德主义 ，这一思潮至今仍具有广泛影响[11]。可见，在学术传统中，工人对机器的抵抗以及资方如何通过策略消解这种抵抗始终是学者关注的核心议题。

(二)中国的 机器换人 及其后果

当前中国学界对 机器换人 的研究主要围绕其定义、原因、影响、困难及对策建议等方面进行论述。

首先，在 机器换人 的定义方面，有学者认为， 机器换人 是指在信息化、智能化、自动化、现代化技术应用背景下，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产业升级过程中增加使用机器设备的行动。其含义较宽泛，包含 人工智能机器人 对劳动力的替代[12]。许辉则认为 机器换人 本质上是企业通过自动化、信息化改革来促进生产方式革命，意味着我国产业发展模式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13]。 机器换人安全绳/安全带检测实验机操作步骤 主要是指企业增加机器的使用从而提升生产设备的自动化程度，实质是通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实现对劳动力的替代，与以往历次工业技术革命把机器作为帮助人提高生产效率的工具而存在不同，当今制造业 机器换人 却直接把机器变成劳动“绿色建筑的推行力[14]。因此，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更加直接，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更加广泛和深远。

其次，对于当前企业 机器换人 的原因，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于国内劳动力的短缺和用工成本的上涨[15]，制造企业 机器换人 既有招工难等被动型原因，也有减少工伤改善劳动条件、优化工艺技术流程、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优质率等主动型原因[16]。不同企业推动 机器换人 的原因不同，处于市场领先地位、盈利能力较强的企业主要是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产品质量等拉力因素，处于市场落后地位、盈利能力较弱的企业主要是降低人工和生产经营成本等推力因素。东莞市 机器换人 的调查发现，企业推动 机器换人 的主要动力在于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劳动力成本、改善产品质量、降低职业健康和安全风险，获得政府针对企业机器换人的财政补贴只是很小作用[17]。

再次，学界对 机器换人 的影响结论不一。有学者发现技术进步会促进生产率的提升，拉动经济增长[18]，降低用工及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减少生产事故[19]，带动工作质量、劳动权利、社会保障和劳资对话等社会升级[20]。但也有相反的观点，认为 机器换人 会冲击劳动力市场，导致体力劳动工人、低技术工人过剩，出现结构性失业[21]，以及带来就业极化②现象等； 机器换人 导致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份额降低和资本收入份额增加，不同劳动力的工资更加不平等，进而加剧整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22]。总体来看，学者们更多的是研究 机器换人 对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就业质量以及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影响[23]，较少研究 机器换人 对劳动关系的影响。

最后，学界认为 机器换人 会带来以下问题：技术带来的 创造性破坏 对构成雇主和雇员的挑战，雇主面临着机器成本过高、使用维护机器的人才不足、机器设备国产化水平低、政策优惠知晓率低和门槛高等问题[24]，雇员尤其是中低端雇员则面临着的就业冲击和技能提档升级等问题[25]。为此，学者提出了诸如政府产业政策扶持[26]、分步推进 机器换人 [27]、鼓励雇主提高雇员技能、通过失业援助和扩大公共教育来帮助失业工人找到新工作[28]、加强对工人的教育培训、实行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对机器人征税等建议[29]。诸如此类建议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对企业 机器换人 进行补贴和优惠；做好公共就业服务、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等预防失业性措施；社会保障托底，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等补救性措施。

综上所述，当前关于中国 机器换人 的研究总体上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次，缺少理论的深度，一些 机器换人 对就业影响的相关研究也缺少劳动关系的视角，工人在 机器换人 过程中的主体性和权益较少地被考虑。不可否认，尽管在一些企业中工人也因 机器换人 获得了额外的培训和技能提升机会，但 机器换人 确实导致了工人各种形式的去技能化和被替代[30]，可为什么当今中国的产业工人没有去抵制呢？本文通过搜集 机器换人 的相关政策文件、媒体报道等文献材料，同时在2018年和2019年对广东省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开展 机器换人 的企业、工人进行深度访谈，共访谈企业负责人18个，访谈工人20人，这些资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撑。

三、 机器换人 背景下的国家、企业、工人策略

(一)政治合法性：国家对 机器换人 的话语塑造

自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和技术上的优越性震惊了中国，早期的中国喊出了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口号，期望在不改变既有制度的情况下通过学习西方技术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新中国成立后，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社会公众都相信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打造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邓小平明确提出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观点，因此，科学与技术的进步被认为是中国国家现代化的象征。郑永年把中国社会精英和社会公众对技术的推崇称之为 技术民族主义 的文化倾向[31]。尽管 技术民族主义 倾向这一判断值得商榷，但无疑中国在国家战略上确实十分重视技术的发展。国家对技术的推崇，使得技术在中国获得了政治合法性，也得到了社会公众的承认。

从国家层面看，近年来世界主要制造业强国均不同程度地推行产业振兴计划，如美国的 再工业化 与 制造业回归 、日本的 机器人新战略 、德国的工业4.0等，力图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必须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其中最重要且契合实际的发展路径就是推动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方式由劳动投入为主向智能制造转变[32]。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出台《关于推进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2013年)、《中国制造2025》(2015年)、《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年)》(2016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7年)、《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年)》(2018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强调 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一系列官方文件的出台，昭示着党和政府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 机器换人 的决心，一些文件甚至明确提出2030年我国要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从地方层面看，各级地方党委政府，特别是东南沿海等制造业发达地区，纷纷出台政策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例如，广东省2014年出台《关于推动新一轮技术改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并设立专项资金，组织企业开展广东省级企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设备更新 机器人应用 项目申报工作；2015年出台《广东省工业转型升级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年)》提出2015年至2017年三年累计推动195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 机器换人 ，使制造业智能化水平明显提升。广东省内的东莞、佛山等制造业大市也纷纷出钱出政策支持企业推进 机器换人 ，例如，东莞市从2014年起设立 机器换人 专项资金，为企业 机器换人 提供补贴。政府对于开展 机器换人 的考虑，时任广东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徐少华的话比较有代表性，2015年全国 两会 期间，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表示：现在提出产业转型升级，我们不能再把劳动力的低廉作为招商引资的优惠工具，也不宜再用劳动力的低廉来作为发展产业的一个招牌。新问题要用新思维去解决，比如用工荒的问题，劳动力不够可以找机器人。所以在广东珠三角，特别是佛山、东莞这些城市，已经大量掀起 机器换人 的计划，大量的智能机器人已经开始运用到很多生产线当中，一方面是这些企业本身的转型，另一方面也为发展智能机器人带来一个巨大的商机。我们欢迎全国各地研究智能机器人的研究院来广东发展，欢迎制造机器人的企业到广东投资，也欢迎更多的企业使用机械手、机器人[33]。

从社会层面看，尽管媒体有争论 机器换人 、人工智能是否会带来失业危机，公众也一度对人工智能的到来进行了讨论。然而，无论媒体还是个体，鲜有出现反对 机器换人 的声音，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也普遍持欢欣鼓舞的态度。中国人对技术和机器的反思总体上远远不如西方发达国家。工人对机器的破坏和抵制基本被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带来的政治合法性所消解，对工人而言，技术进步是必然的趋势。尽管有个别学者调查发现，中部地区有些工业园区的企业因 机器换人 裁员，导致当地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冲击工厂的行为，有的还暗中破坏企业生产[34]，但笔者在在工作进程中对珠三角的调研中，工人破坏机器的现象鲜有发生，工人普遍认可官方转型升级的话语。

工人没有想过要去破坏机器，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破坏机器有什么用，有问题直接找老板。 机器换人 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表明中国越来越强大了。(电子主动针的位置是不是调剂正确并紧固厂工人，19G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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